历史，总是来自过去与当下之间不断交织的永恒对话，它没有尽头，始终朝着未来延伸。 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者，我对于历史题材的戏剧有着特别的情感。这种情感，倒不是为了那些考据与考证，而是希望能够看到那些曾经在书本中触摸过的文字，转化成生动的影像，能够触手可及、耳畔可闻、心中可感受的样子。每当这种影像浮现，就仿佛穿越时光，短暂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，体验一段时空旅行。 但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：历史作为对话的根基，它揭示了对话者内心深处那种隐秘而广阔的情感。这种情感，与自我、信仰、世界观相互交织，与无垠苍穹一起生生不息。只有了解过去从何而来的，才可能知晓我们将要去往何方。 然而，近些年来，我们所看到的古装历史剧，似乎已经不再充满厚重的历史感。越来越多的作品将历史作为玄幻或偶像爱情的配角，逐渐抹去了历史的厚度，使得许多人对历史剧失去了兴趣。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能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历史好剧，直到去年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这部作品的问世，它以盛唐为背景，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视觉与思想震撼，让我重新燃起了对历史对话的渴望。
展开剩余64%唐朝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盛，源自鲜卑游牧民族的好战与胸怀。他们以草原民族的姿态，进入中原，右手执刀夺权，左手持币商贾，政治与经济融为一体，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局面。唐朝的开放与豪迈，吸引了众多外族，不仅与外族建立了深厚的联系，甚至任用外族为官，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外族不敢犯唐，而是纷纷依附于唐，唐朝也热烈欢迎他们与自己共同发展。 然而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展现的盛唐荣景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的自我期许。尽管如此配资实盘，剧中的外族形象却难免显得单一，往往被塑造成边陲的异族、危险的存在、贫困的象征，似乎只是用来衬托唐朝的辉煌。 实际上，外族与唐朝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，安史之乱之前，许多外族的民族群体与大唐互为依存。大唐的盛大景象，正是这些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。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唐朝才开始转向封闭，民族主义的色彩愈加浓厚。之后的每一个王朝，都再难见到如此多元的民族景象。剧中的外族角色大多是刺客、逃犯、地痞、凶手，只有少数是传教士或祭司，这或许反映了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对外族的固有想象——他们是需要被同情、管理和压制的群体，除非你出身高贵。 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故事围绕着长安这个帝国的核心展开。剧中的权力斗争，犹如中国古代政治的缩影。剧中的皇帝，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却始终未曾现身，奢华而高傲；而宰相，深藏权谋，手段高明，权力通天；同样，剧中的平民小吏，处境卑微，拼尽全力，只为攀登社会的顶端。 外族的威胁，正与官场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。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，相辅相成，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通过呈现唐朝华丽外表下的暗流涌动，巧妙地隐喻了今天中国的内外困境。尽管如此，许多人仍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立场来看待少数民族，很多时候，少数民族在大众眼中依然是一种未知而扁平的存在——只要你是外人，你便有威胁。 在追缉的过程中，长安城的地理图和沙盘推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城市的每一块区域，都有其独特的战略意义，揭示了内外的分隔。对那些长期生活在长安的居民，无论是唐朝的子民，还是外族的商贩与传教士，他们都能通过对城市的熟悉来进行日常的活动，这本不是什么秘密。而对于那些初来乍到的人，他们只能依赖地图，按图索骥来解读这座城市，证明了他们并非属于这座城市，挑战了他们的观察者身份，也暗示了外来者在这座城池中的威胁性。 在那个城市地图尚属军事机密的年代，长安的巷战指挥依赖于沙盘推演。整个长安城，由108坊组成，犹如一盘巨大的棋局，指挥者的每一步棋，都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走向。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，少年司丞李必作为指挥者，通过对长安舆图的判断，与隐藏在对面幕后的敌人博弈，展开了一场扑朔迷离的棋局。他通过判断对方是否需要舆图，是否了解各坊之间的联系，来判断这场危机究竟源自内部还是外部。 即便身处高位，甚至是作为唐朝的自己人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的角色依然在寻找自己真正的归属。张小敬的归属是与他并肩作战的第八团；李必的归属则是推行新政的太子；狼卫的归属是他们岌岌可危的家园；瞳儿的归属是她对自我的觉醒；而崔器则一生都在试图成为大唐的归属。 这些有归属感的人物，都有各自坚守的底线与守护的对象，而这些底线和归属感，未必是唐朝本身。只是因为与唐朝紧密相连，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，才成就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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